面对社会对法律的迫切需求，人大学派关注法律体系基础性原理与实践理性问题，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整体问题作为研究课题。
立法明确规定物权法定的有日本民法第175条、韩国民法第185条、奥地利普通民法第308条[1]和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第757条等。所以，物权究竟具备何种保护方式只能由法律来规定，当事人不可以约定来改变法律已经赋予特定物权的保护方式。
综上，物权的变动条件和保护方式也应是法定的最后，他指出物权法定主义的历史原因即整理旧物权、防止封建复辟，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存在。物权制度基于人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物权类型会有新的需要。[11][日]稻本洋之助：《民法（2）物权》，青林书院新社1983年版，第56页。[12]或者是对一般所承认的现有物权制度加以利用以弥补物权法定主义的不足。
物权和债权的对立并不绝对，不能完全区分开，也就推翻了物权法定主义的理论前提即物权和债权的二分。即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认可在相关问题上可以适用习惯。[8]（美）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所以，儒家文化中没有平等的理念，平等的理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找不到它赖以生长的土壤。它为一切世俗的契约提供了制订和履行的根据、权威、渊源。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契约法进入了实质进展阶段，成文的合同法开始出台，这些合同法包括：1981年《经济合同法》、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1987年《技术合同法》，其间1986年《民法通则》对合同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契约在中国第一次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立法规制，但这一时期，合同立法分散而不统一，呈现为三足鼎立。[48]中国汉代的契约已经包含立约时间、立约者姓名、立约标的、价格和偿付价款期限、担保等一些契约必备的基本要素。
所以，董仲舒在《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梅因在考察契约的早期史时曾认为：尚无一种毫无契约概念的社会，契约在其最初出现时是以一种极其原始的方式出现的。
中国历史上，契约主要是作为一种经济范畴的概念在使用，而不曾有过象西方社会那样的三个方面的系统涵义：即不曾有过社会政治、政治学或者道德哲学方面的契约理论，甚至在经济领域内，契约关系和契约观念在历史上也一直没有占据过突出的地位，其法律形式相对于罗马法来说尚不完备和明确，契约性的商品经济不是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的主流，严守契约的态度可能变成拜金主义和冷酷无情的代名词，契约概念从没有踏进过哲学和伦理学的殿堂。通过契约改变传统的身份制、等级制，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人性尊严和平等、自由等契约理念所谓汉承秦制14 、百代皆行秦政15，这里的秦制、秦政，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家之制，特别是商鞅变法形成之制。Olson, M., The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6 对法治与市场的紧密关系的详细讨论，见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
第二，要加强对现有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对于与简政放权、政府职能转变、服务型政府建设不相适应的法规要及时予以废止，让政府行政建基在良法之上。于是，商鞅将奖励标准提高到了五十金。（《韩非子·有度》）术，就是国君通过分权制衡来统御群臣的权术，法和术必须结合起来。加强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
只有重视大众对政府的监督，用制度来约束政府及其领导人，才能彻底解决长期执政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和体制问题。推进民主立法，重塑公法价值。
法治的两个主题是限制政府权力和赋予公民个人权利，界定和划清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边界。在全部领域的改革中，法治改革先行是其他领域改革能够规范有序实施、最终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保障。
摘要 法治改革与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关键性、战略性意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市场提高到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但当前中国市场化严重不足，在制度上有许多限制，再加上政府本不应该有的权力过多，市场活动往往受到权力干扰。但与此同时，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机关的权力也日益膨胀，于是作为保障私权不受随意干预和破坏而存在的公法开始逐渐全面崛起。长期以来，人们的目光主要投放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上，法治改革的步伐及具体法律的制定严重滞后，实质法治更为滞后。宪法不仅是一个文本，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其中规定的公民权利、对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约束等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真正落到实处，那么法治还是空谈。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实际上，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如果独尊一家、单独使用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中，迫切需要以法治凝聚改革力量，以此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联动的改革势态以及最大公约数的改革共识。
商鞅之所以在国君更替之后落得车裂结局，最根本原因就是大势已去，原有的皇帝不在了，又失去了新的中央最高掌权者的支持，无法取势、树势、借势、顺势将改革引向深入，反而使其自身身陷囹圄。关于综合治理的思想，老子其实也谈到了，也就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如果政府行为不受法律制约和约束，独立的企业制度和自由交易就没有根本的保障，那么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一个成熟发达的公法制度体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难以得到保证。
此外，法学界与经济学界这些年来曾有过多次对话，如：2002年11月27日吴敬琏与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关于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对话，2010年7月24日田国强与季卫东在文汇讲堂的对话。这还是2009年国家对法律法规全面清理之后的数据，其间全国人大废止了8部法律、国务院废止了7部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废止了地方性法规455部。 注释 1 例如，土地流转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已给出，到现在还没有制定法律条款来具体执行。⑦如前所述，法治是一个以多数人和多元利益并存为基础的社会调整机制，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往往会带来法治上的欠成熟。
因此，法治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之间具有很强的动态互动内在逻辑关系。有人应召把木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金。
Olson, 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在法规治理、激励机制、社会规范这三大基本制度安排中，法规治理是最为核心和基本的制度安排。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家公共权力的分配也发生变化，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被进一步强化，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相继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然而，法家的思想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只看到了人在争权夺利时的残酷，而忽略了血缘关系对人的情感和行为的影响。由于经济社会活动方面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而往往需要采用分散化决策的方式，再加上个体的自利性，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需要给予人们尽可能多的自由选择权。⑥因而，一个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保证就是依法治国。法治是一个以多数人和多元利益并存为基础的社会调整机制，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
为什么要分权呢？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个体逐利。无论是英国1991年颁布的《公民宪章》，还是美国1994年颁布的《顾客至上：服务美国民众标准》，都是旨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准的重要措施。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进入 田国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现代治理体系 。
1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52、153页。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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